革命的主题将如何与文明论述对话，如何与当前状况的分析相结合，这一点将持久考验我们的理论工作。

但我想补充的是，道体不等于道体学，工夫论也不等于工夫。陈立胜对无生的质疑，唐文明对哲学本身（不止是哲学体系）的质疑和对宗教的认可，都出自他们各自强硬的文明立场。

当然，我们对佛学的理解、运用，以及佛教研究当前的状况，也不容乐观。不止一代人在这个问题上探索了很久。第三，在本场围绕形而上学的讨论中，既有中国传统思想争辩格局的再现，也有带来变局可能的新内容。此刻我无法一一回应各位的问题，只能有选择性地点到为止。其次，现象学界的老朋友们提出的问题都很中肯。

揭示总问题的方法，是重新解释哲学史。佛学有不少儒学没有的长处来对治西学与现代性，与儒家完全可以很好地合作。他们认为，在当今中国，在所有现实的和可能的思想—意识形态方案中，儒化是一种更好的甚至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中国人天然是儒家,而且，儒家王道政治优越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只有政治儒学或重新建制化地立为国教的儒教才是能够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或唯一正确的全能教义。

依韦伯之见，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据我个人的观察，在这方面，如张岱年和方克立等马克思主义儒学家事实上比所谓的儒家做了更多有益的思考与探索。故其甫一出场，就接连引发和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论辩、冲突与斗争，诸如儿童读经之争，立儒教为国教的意识形态之争，国学立为一级学科之争，儒家宪政主义与中国王权主义之争，为尊王、忠君与三纲正名之争等。时下的每一个以儒学为业者，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冲击已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古老中国固有的社会发展道路，任何天真地想要重新走回旧中国之老路的企图和想法注定是要失败的，这并不是说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传统就从此变得一文不值或一无是处了，不愿对自身传统进行批判性反省与审视的全盘复古论，就像完全蔑弃自身传统的全盘西化论一样，在我们看来都是行不通的。而从认同、阐释和弘扬儒学的志业意义上来讲，即使是抱持同样的儒家立场，但我们可以明确观察到的一种复杂现象却是，有许多学者所秉持的明显是与大陆新儒家具有很大差异的立场和态度，他们不像大陆新儒家那样绝对地强调儒家一元独尊或儒教信念至上，而是承认价值信念的多元事实，并认为儒家与儒教信念只是多元中的一元而已，当然，他们也愿意像熊彼特所说的那样，理解自己信念的相对正确性而又毫不畏缩地支持它,而且认为这才是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的地方。

就以儒学为业而言，从专业化的职业角度来讲，从事儒学研究者可能是不同专业(哲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等)的学者，即使同一专业的学者也可能从各自不同的价值信念与理论立场来研究、阐释、论说和评价儒学，其对儒学的态度可能是同情的，也可能是批评的。尤其是，因价值多元而可能导致人们的思想日益陷于混乱、儒学的热潮易于使人们的信念日益陷于宗派的狂热的时代状况下，儒学家的多元存在及其对儒学所持不同观点和看法的共同在场肯定比持儒教信念至上的大陆新儒家的独家存在，更能够让我们保持足够清明的头脑,乃至能够使我们避免迷失在一元独断论的儒家宗派的狂热信念中。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大陆新儒家的这一称谓或说法以及其核心思想观点近年来更遭到了港台新儒家和大陆儒家学者的公开质疑。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不认同和不赞同或者仅仅是通过正名的方式并不能否定客观存在的事实，借用韦伯的话说，这是一个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抉择的问题，因为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伊始，迄今为止，一直都存在着儒家内部的分化与不同派别，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儒者角色(或真或伪，或君子或小人),而且他们对待儒学(或真诚信仰或借势利用)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也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它们之间的争斗，也是不会有结论的。

2在这一意义上，当下中国所最急切需要的也许正是超越各种不同立场和信念而积极探寻兼和之道的儒学家,而不是一味自我标榜自己儒家立场的儒学家。然后他遵循责任伦理发表儒学见解、创新发展儒学并进行切身儒学实践，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摘要：在当代中国，以儒学为业既具有职业的含义，也具有志业的含义，而且，随着大陆新儒家的现身，以儒学为业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性的职业,而变成了一种必须为之献身的政治性和宗教性的志业。如果我们承认孔子才是创立了儒家学派的宗师，那么，说中国人天然是儒家便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孔子之前的中国人依然是中国人而不一定是儒家，即使是孔子之后的中国人也同样是如此。

毫无疑问，大陆新儒家所秉持的正是韦伯所谓的那种不问后果的绝对伦理或信念伦理,他们所能意识到的责任不过就是仅仅盯住儒学信念之火而不要让它熄灭，或者使儒学信念的火焰不停地燃烧。后一类人显然多从前一类人发展而来。

说到底，对他们而言，以儒学为业已不再是以学术为业,而是以宗教为业或以政治为业。然而，秉持复古更化的绝对信念、极力主张全面复兴儒学和立儒教为国教的大陆新儒家的现身与崛起，以其毋庸置疑的既崇儒反马而又拒斥西方自由民主的绝对信念以及极富意识形态色彩的高调立场，无疑又在当今中国重新挑起了近代以来就一直困扰中国人的古今中西之争的信念之火。

值此价值多元、各种各样的某某儒学纷然杂出之际，由寻求兼和之道的儒学家奋然兴起，卓然而立以导人群以正见,这样的儒学家必定是应新时代的使命召唤而出世的超级儒学家! 韦伯亦曾如是说：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比如，具体就某个人而言，其所选择的职业与其所欲从事的志业一开始可能恰好就是一致的，但更多的时候却可能是不相关的，但由于长期从事某种职业,随着时间和岁月的增长，有时人们也常常逐渐地对其职业产生一种深深的情感与认同，以致于职业最终变成了志业。然而，秉持绝对信念伦理的大陆新儒家却毋庸置疑且一味地向人们宣示这样一种儒学一元独尊和儒教至上论的儒家主义的激进立场与信念。5然而，由于大陆新儒家的出场，价值信念多元化的诸神之争，以及秉持各种不同学术信念与理论立场的以儒学为业者之间，乃至在持有或激进或温和的不同儒家主义信念的儒家学者内部之间的分歧、冲突与斗争，注定是势所难免的。始终一贯地继承五四启蒙精神，坚持从王权主义历史观和阴阳组合结构思维特点的角度来研究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亦给予其一分为二的分析与评价的刘泽华先生，则堪称启蒙主义儒学家的代表。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儒学家表现。

在我看来，从责任伦理的意义上讲，秉持如此这般信念伦理的所谓儒家,对于儒学创新或者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可能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因为他们绝对而纯粹的信念伦理只能使他们成为不问后果、不负责任的儒家,或者只能使自己成为当今中国的一种狂热的宗派! 三、时代需要儒学家而不仅是儒家 王国维先生尝言：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他们立场鲜明，态度决绝，亟欲以儒学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或者急切地希望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立儒教为国教，重新恢复儒学在历史上曾经拥有和享有的独尊性的王官学的绝对权威地位，以期建立或复辟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不过，也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从学术上为实践方面的立场作鼓吹是不可能的,从原则上说，这样的鼓吹没有意义，是因为世界上不同的价值体系有着相互冲突的立场。

以此作为参照，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大陆新儒家以儒学为业的真实的宗教和政治含义。对这样的儒家而言，儒学不可能只是一种学术性的职业,亦即儒学研究不可能仅仅是一种专业化、知识论性质的学术或科学工作，而只能属于是一种绝对的价值信念性质的问题，是一种需要全面复兴而值得为之献身的政治性和宗教性的志业。

二、秉持信念而不负责任的儒家 正如韦伯所说，以宗教为业意味着秉持或恪守一种不问后果的绝对伦理或信念伦理,与之不同，以政治为业则意味着应秉持或遵循一种为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负责的责任伦理。1值此价值多元之际，真正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也一定是这样一个理性成熟的儒学家,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言论、思想与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通俗地讲，权力意味着责任，或者拥有与行使以正当暴力为后盾的权力意味着必须为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承担起应付的代价与责任，而真正的政治家也就是面对现实的道德困境而仍愿意以政治为业并负责任地努力做点什么的人，因为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在孔子之后的诸子百家时代，既有墨子的非儒,亦有孟子的辟杨墨;既有庄子的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亦有荀子的非十二子,以及商鞅的燔诗书而明法令和韩非将儒、墨两大显学鄙视之为愚诬之学。

从科学性职业或专业化学术教育的意义上讲，我认为，韦伯所强调的所有这些，都同样适用于以儒学为业者。不过，职业和志业在意涵上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多指人们所从事的某种作为谋生手段的工作，而后者则指人们依照自己的志趣所从事的某项值得为之献身的有意义的事业。

而当有一类人开始自称为儒家或被人称为大陆新儒家时，2今日中国儒学界的情况也就变得更加地错综复杂化了。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韦伯所说的业主要是指职业的含义，然似亦含有志业的意味，因为对韦伯来讲，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的职业，都要求从事者为之献身或负责。

作者：林存光，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由于秉持不同的立场和信念，故我们亦可将他们分别而具体地称作马克思主义儒学家、自由主义儒学家、社群主义儒学家以及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家等等。

不过，这种出于忍无可忍的公开表态确乎向人们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信号，那就是当代儒家内部的分歧与分化，尤其是其中一派不承认大陆新儒家的说法或为大陆新儒学(家)重新正名的做法，事实上暗示了他们的这样一种深深的疑问与忧虑，即先前被人称作大陆新儒家的儒家不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儒家,而且更加令人愤慨的是，真正的儒家被先前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污名化了。诸神之争既有其利，亦容易造成国人内部的意识撕裂。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而我所谓的以儒学为业,同样包含这样两层含义，它既是指以儒学为职业，同时亦是指以儒学为志业。

熊十力先生尝言：……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在我看来，始终一贯地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的传统儒学和现代新儒学思潮并给予其一分为二的分析与评价的方克立先生，堪称马克思主义儒学家的代表。

正唯如此，他们教主自命或汲汲于充当煽动性的先知,不仅像暴发户一样自我标榜和炫耀自己我们儒家的身份，而且无聊地沉醉在权力感之中、沉醉在对权力本身的崇拜中。我个人认为，在目前日趋繁荣而又格外复杂的儒学研究领域，给各种不同立场和信念的以儒学为业者这样一个正式的名分或称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将会越来越显现出各方面的深远意义。

他的行动目标，从可能的后果看毫无理性可言，就是使火焰不停地燃烧。但毋庸讳言的是，正是因为立场、信念和观点的根本不同与对儒学的看法和评价方面存在的实质差异，当代中国儒学界最激烈而富有意义的学术争鸣与思想论辩就常常发生在大陆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两类以儒学为业者之间，他们在学术上公开对垒、相互批评，大陆新儒家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反诘与批评亦可以说对大陆新儒家构成了真正而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学术思想挑战。